曹操讹来一个“奸雄”:组织选拔机制错位下的异化
曹操屡屡遭世人诟病,责难虽多,穷本究源,一言以蔽之,无外乎“乱世之奸雄”而已。不过,这个看似盖棺论定的评语,又确是曹操“咎由自取”而来,况且也实在是情有可原、事出有因——— 套用一个当代说法,曹操是被迫过度自我炒作,以至于一不留神就成了最大的负面教材。
当公司组织的选拔机制由理性设计变成非理性,个人的选择也被迫“异化”。曹操未入仕前即得来的“奸雄”称号即来自于流行于东汉末年的人才选拨模式———“月旦评”。
“赘阉遗丑”:不得不说的出身
有汉一代,一直存在着两大顽疾,其一是所谓“外戚干政”,肇始于西汉高皇后吕氏,再因武帝以霍光辅政幼子昭帝,而终至于王莽篡汉,东汉光武中兴以来,惩前毖后,但也矫枉过正。由是便导致了另一顽疾———“宦官专权”,尤以东汉末年最盛。由此,也导致了东汉一朝中的另外两个现象:一是“重名节”,二是“党锢之争”,后者在桓、灵二帝之间愈演愈烈,特别是桓、灵二弟将朝政委于阉宦,导致士人和阉宦水火不容,于是“清议”之风甚嚣尘上。
士林之间的“清议”、“清谈”与选举制度中的“察举”、“征辟”一旦暗合之后,又有几人能澹然视之?这与“唯成分论”如出一辙———当所有的“乡举里选”仅有“工农兵大学生”这座独木桥的时候,不幸沦为“黑五类”的曹操,要想出人头地,就必须剑走偏锋,另辟蹊径,正如他在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中所述,“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,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,欲为一郡守,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,使世士明知之。”
也许,曹操此语多少有些言不由衷,因为于他而言,以当时之情形,最为致命者还是他不得不说的出身。曹操的父亲曹嵩便是宦官、中常侍曹腾的养子,于是,曹操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名副其实的“赘阉遗丑”(《三国志·裴松之注》引《魏氏春秋》载(袁)绍檄州郡文,“操赘阉遗丑,本无令德。”),恰恰与世人,尤其是士林中鄙弃的阉宦有关。尽管清人赵翼在《廿二史劄记》中论述公允,“宦官亦有贤者”,而曹腾便是“汉宦官之贤者”,但是,在“党锢之祸”后崇尚名节的东汉末年,曹操家世又岂容掩耳盗铃、视而不见呢?
尽管曹操习惯了不按常理出牌,但是,门第、出身却是其始终挥之不去的“先天性原罪”。所以,无论是“欲为一郡守”之际的“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”,乃至位极人臣之时“唯才是举”的“求贤令”,无不与此有关。但这些都是他既入仕之后的所作所为,而此时尚处于幽微的曹
一凤并一龙,相将到蜀中。才到半路里,凤死落坡东。风送雨,雨随风,隆汉兴时蜀道通,蜀道通时只有龙。
操的首要之务却需要先“矫名入仕”,而这一切又离不开当时盛行于世的所谓“乡里之号”、“时人之语”、“天下之称”,而融此三者于一炉之滥觞,则非许靖、许邵兄弟之“月旦评”莫属。月旦评“矫名入仕”的必经之途
据《后汉书·许邵传》记载,“初,邵与靖俱有高名,好共核论乡党人物,每月辄更其品题,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。”其实,东汉以降,臧否人物在士林间颇为盛行,这一点仅从《世说新语》中诸多的章节标题,一如“识鉴”、“赏誉”、“品藻”等即可见一斑。而许靖、许邵兄弟堪称其中的翘楚,也就是今天所说的“意见领袖”,以至于“所称如龙之升,所贬如坠于渊,清论风行,高唱草偃,为众所服。”
曹操的胆识、智略和文采,自然均非凡品,但他要想出人头地也需要知名人士们的提携,而这一切都需要曹操自求多福,据《后汉书·桥玄传》载,“初,曹操微时,人莫知者,尝往候(桥)玄,玄见而异焉。”桥玄无疑是慧眼识曹操者(此桥玄非彼乔玄,所以,吴宇森《赤壁》中小乔与曹操之关系,显然缺乏史实根据),他曾对曹操说,“天下将乱,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,能安之者,其在君乎?”
但是,仅有桥玄的赏识,显然是远远不够的,对此,桥玄又给曹操指点迷津,开出了药方,“君未有名,可交许子将。”
许子将究竟何许人也?如果说今天是一个“微博”大行其道的时代,那么,许邵(字子将)俨然就是东汉末年的“天下第一博主”,他通过自己无远弗届的名博———“月旦评”,牢牢地把持着臧否人物、毁誉天下的话语权,但凡能入其法眼者,一经他的品评,必然会被万千粉丝瞬间转发,从而,或扬名天下、登堂入室,也可能名誉扫地、遗臭万年,而曹操则兼而有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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