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古英雄出少年 凌统的国士之风

　　三国历史一直都是大家晶晶乐道的话题，今天三国历史频道就给大家来说说三国，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讨论

　　一、少年将军

　　凌统字公绩，吴郡余杭人也。自古少年得志的名将不在少数，但像他这样十五岁便领兵的恐怕就没几个了，“统年十五，左右多称述者，权亦以操丅死国事，拜统别部司马，行破贼都尉，使摄父兵”。虽然历史上记载的凌统第一次作战是在他十八岁的时候，不过年仅十五岁就统帅军队，从古至今也属罕见，其一要用很好的统帅能力，这一点他后来的表现也足以印证，其二要有足够的威望，这点固然和他父亲凌操的功绩与威望有关，但也脱离不开凌统自身的修养，这点从“左右多称述者”便可以看到出来。

　　这里不得不说一下他的父亲凌操，“父操，轻侠有胆气，孙策初兴，每从征伐，常冠军履锋。守永平长，平治山越，奸猾敛手，迁破贼校尉。及权统军，从讨江夏。入夏口，先登，破其前锋，轻舟独进，中流矢死。”凌操战死沙场，固然荣耀，但对年仅十五岁的凌统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打击，不过少年丧父的凌统依然肩负起父亲的责任，沿着父亲的脚步，一步步成长为东吴的名将。在这里历史上固然没有演义里描述的“大军之中夺回父尸”那般精彩，但是十五岁即统帅父兵的那种魄力和能力也值得我们钦佩。

　　历史上并没有直接提及凌操丅死于何年，我们可以推测一下。在孙权领兵后，凌操可能参与的对黄祖的战争有两次，分别是建安八年（公元203年）的“权西伐黄祖，破其舟军，惟城未克，而山寇复动”，以及建安十二年（公元207年）的“西征黄祖，虏其人民而还”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后来凌统参与的那场讨伐山越的战争“孙权击山贼麻、保二屯，平之”发生在建安十一年（公元206年），因此我们可以断定，凌操丅死于建安八年（公元203年）。

　　二、江东虎臣

　　凌统作战颇有其父凌操遗风，勇烈过人，舍身忘命，在他短暂的生命中很好的诠释了何谓勇将（注1）。

　　注1：陆机《辨亡论》：甘宁、凌统、程普、贺齐、朱桓、朱然之徒奋其威。

　　【讨伐山越】

　　建安十一年（公元206年），凌统跟随孙权起兵攻打聚集在保屯和麻屯两处的山越，这也是有记载的凌统的第一次作战。孙权在攻克保屯后便先行返回，而麻屯还有万余人尚在，便留下凌统和督将张异等人继续围攻，凌统等人定好日期准备一起攻打。这里《三国志•；周瑜传》记载的是：“十一年，督孙瑜等讨麻、保二屯，枭其渠帅，囚俘万余口，还备宫亭。”而《三国志•；孙瑜传》记载的是：“十一年，与周瑜共讨麻、保二屯，破之。”可见孙权撤离之后应该是留下周瑜总督诸将。

　　可是这期间却发生了一场事故，“先期，统与督陈勤会饮酒，勤刚勇任气，因督祭（何焯校改祭作察）酒，陵轹一坐，举罚不以其道。统疾其侮慢，面折不为用。勤怒詈统，及其父操，统流涕不答，众因罢出。勤乘酒凶悖，又于道路辱统。统不忍，引刀斫勤，数日乃死。”

　　应该说陈勤是咎由自取，但这起事故对凌统却是一场灾难，毕竟军法无情，但凌统却用英勇的表现拯救了自己，临战之前，凌统便说：“非死无以谢罪。”，于是“率厉士卒，身当矢石”，这一战中凌统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，他所攻打的那一面立刻就被攻克，这也成为这场仗的转机，其余将领也乘胜追击，于是大败敌军。

　　事后凌统主动到军队的执法官那里拘留，而孙权非但没有怪他，反而“壮其果毅，使得以功赎罪”。

　　凌统这一战可谓转祸为福，非但没有获罪，反而得到了孙权的赏识和注意，但如果他只依靠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勇气，而没有出色的军事才能，率先攻克敌军，这一切恐怕就不会这样了。真正的强者是懂得将劣势加以利用变为优势，凌统便是如此，而那一年他仅仅十八岁。

　　此外，凌统还参与了讨伐鄱阳山越彭虎的战役。《三国志•；董袭传》记载：鄱阳贼彭虎等众数万人，袭与淩统、步骘、蒋钦各别分讨。

　　【江夏之战】

　　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年），孙权再次攻打黄祖，此战意义重大，这已经是孙氏对黄祖的第五次战争了，此前孙坚甚至就是死于与黄祖的交锋（注2），此外孙策于建安四年（公元199年）曾讨伐黄祖（注3），孙权领军后亦发动过两次（前文已提），虽然都颇有收获，但都因为种种原因并未根除黄祖，黄祖也成了江东一大隐患。而对于凌统来说，还有着另一层意义，因为他的父亲凌操便是死于对黄祖的战争中，而且是死于江夏。

　　此战凌统担任先锋，率领壮士数十人共乘一船，常常远离大部队几十里作战。凌统领兵虽少，却英勇异常，杀入右江之时，斩杀黄祖将领张硕，将其全船人捕获。当时敌军船上有多少人没记载，不过不会少于凌统，凌统仅以数十人便杀掉敌军将领，俘虏全船之人，当真勇猛。随后凌统返回禀报孙权，率军兼程行进，水陆同时到达。

　　当然黄祖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于沔口之上筑起了“水上堡垒”，横置两艘蒙冲战舰扼守沔口，用棕榈编的大绳绑上石头作为石墩固定住战船，“上有千人，以弩交射，飞矢雨下，军不得前”。凌统继续被委以重任，和董袭担任前锋，而董袭是当年和孙策一起打天下的宿将，早已位至偏将军，要知道就连周瑜也是在南郡之战后才升任偏将军的，凌统则是在七年之后立下救主奇功才升任偏将军，而凌统当时仅为别部司马，能和董袭一起担任先锋，足见其能力。凌统、董袭二人各自带领敢死队百人，身着双层铠甲，乘大船杀入蒙冲战舰中间。董袭砍断绳索，突破防线，大军随即而入，吕蒙斩杀黄祖水军都督陈就，黄祖落荒而逃，凌统率先攻下城池，此役大获全胜（注4）。

　　注2：《三国志•；孙破虏传》：表遣黄祖逆於樊、邓之间。坚击破之，追渡汉水，遂围襄阳，单马行岘山，为祖军士所射杀。

　　《典略》：坚乘胜夜追祖，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，杀之。

　　注3：《江表传》：时策西讨黄祖，行及石城……来为黄祖前锋。策与战，大破之。

　　《吴录》载策表曰：“臣讨黄祖，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……诚皆圣朝神武远振，臣讨有罪，得效微勤。”

　　《三国志•；吴主传》：建安四年，从策征庐江太守刘勋。勋破，进讨黄祖於沙羡。

　　注4：《三国志•；吴主传》：凌统、董袭等尽锐攻之。

　　【南郡之战】

　　同是在建安十三年，凌统升任承烈都尉，参与了著名的“赤壁之战”，与周瑜等拒破曹公于乌林，由于陈寿对于这场战役的记载过于简练，我们也无法考证凌统在此战之中的所作所为了。

　　之后凌统随周瑜攻打南郡。这时甘宁被曹仁围困于夷陵，派人求救，但是众将却反对救援。因为当时兵力本来就很少，一旦分兵去救甘宁，主营很可能不保。这时吕蒙向周瑜推荐凌统，认为他足以担此重任（注5）。

　　这里得提一下凌统和周瑜的关系了，因为似乎凌统每一次的行动都伴随着周瑜的身影。凌统参与的“讨麻、保二屯”之战，后来的都督便是周瑜，而江夏之战，据《三国志•；周瑜传》记载，周瑜便是那场战役的“前部大督”，也就是说凌统当时也是受周瑜统帅，而后来的“赤壁之战”更不必说了。这里不得不感叹一下周瑜的识人之明和领导才干了，因为如果不是他果断的给凌统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恐怕也不会有后来凌统的赫赫战功了，而那场仗恰恰是因为凌统的发挥而率先打开了局面。而后来的江夏之战，也正是周瑜破格重用了只是后辈的凌统，让他与和他父亲一辈的大将董袭担任前锋，而凌统也没有辜负周瑜重托，立下了“先搏其城”的大功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周瑜并不是单纯的听了吕蒙的意见便把如此重任交给了凌统，而是他通过多次的合作，早已深入了解了凌统的才干，而之前的“江夏之战”早已有委以重任的先例了。而吕蒙之所以推荐凌统，可能也因为“江夏之战”他亲眼所见凌统才干有关。周瑜、吕蒙也不愧为江东名将，识人之明可见一斑。而凌统自然不负众望，周瑜率兵归来之时，主营安然无恙。由于并未有记载，此期间魏军是否前来攻打我们也不得而知了。此战之后凌统以功迁为校尉。

　　注5：《三国志•；吕蒙传》：蒙谓瑜、普曰：“留淩公绩，蒙与君行，解围释急，势亦不久，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。”

　　【舍身救主】

　　此后凌统数有战功，官位也是水涨船高。《三国志•；凌统传》记载下了之后的数次战功：“又从破皖，拜荡寇中郎将，领沛相。与吕蒙等西取三郡，反自益阳，从往（何焯校改往作征）合肥，为右部督。”

　　建安二丅十年（公元215年），凌统随孙权攻打合肥，担任右部督。这一战恐怕是江东人永远的痛了，张辽此战的表现可谓威震江东，但此战绝不是张辽一枝独秀的表演，凌统最后舍身救主之奇功绝不亚于张辽。

　　张辽“八百人”纵横孙权大军之中的神勇表现自不必赘述，而此后后孙权在攻打合肥十余日之后，依然无法攻克，只得退军。可是这时危机出现了，孙权撤军时只留了少部分人在身边，且并未渡江（注6）。这时张辽帅大军袭来，张辽不愧是一代名将，懂得如何把握时机，而孙权也将为他愚蠢的部署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这时孙权的前方部队早已远离，根本来不及救援。突如其来的大军使得东吴士兵惊慌失措（注7），不仅如此，统帅东吴精锐部队的陈武甚至战死沙场（注8），而宋谦、徐盛的士兵吓得变为了逃兵，要知道宋谦可是当年神亭时和黄盖、韩当等一起的十三骑之一，可谓经验丰富的宿将了，而徐盛日后更是用疑兵计智退曹丕，可谓智勇双全的大将，连这两人的士兵都变成了逃兵，甚至徐盛连牙旗都弄丢了，当时情况之危急可想而知。这时凌统的部队不但没有出现逃兵，凌统反而挺身而出，亲帅亲信三百人杀入重围，救出孙权。

　　关于张辽当时偷袭所带的兵力，据《80御览•；卷三五九•；兵部》引《江表传》记载：“权与吕蒙、蒋钦、凌统等在后张幔饮食毕，垂当发。魏将张辽帅六、七千人奄至，围遮数重。”这个数据确不确切呢，换句话说《江表传》会不会有些美化吴人的成分呢，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形势判断一下：

　　其一、当时孙权的大部队早已远离，魏境之内只有孙权这千余人的兵马，张辽没必要派太多人守城。三国时期不是没有数百人守城的记录，《三国志•；程昱传》记载：“时昱有七百兵守鄄城，太祖闻之，使人告昱，欲益二千兵。”不过此时合肥的情况与程昱那时不同，程昱是根据袁绍的性格分析出不应增兵，而张辽也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判断。不仅如此，连此前一直镇守城池的名将乐进也参与了战斗（注9），可见张辽当时是倾巢而出了。

　　其二、守城一方兵力并不是死的，可以招募城中精壮补充兵力，如《三国志•；程昱传》中：“昱至东阿，东阿令枣祗已率厉吏民，拒城坚守”，这里的民就是指百姓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，不再赘述。孙权不过围十余日，张辽主要的损失在于之前八百人突击战死的步卒，加上之后招募的城中精壮，守城兵力绝对远在七千之上。

　　其三、之后与孙权的交战虽是突袭，但打起来却是实打实的战斗，可以想象张辽投入的兵力越多，损失便越少，毕竟这千余人皆为“虎士”，都是精锐。

　　其四、这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张辽当时的目的是什么，仅仅是消灭这千余人吗?不是的，他的目标是孙权。《三国志•；张辽传》记载：“冲垒入，至权麾下”，可见张辽虽不识孙权，但他的旗帜却认识，否则他也不会“叱权下战”。而根据《读史方舆纪要•；卷二十六》记载：“又藏舟浦，在府城西北隅。魏张辽御孙权，凿此以藏战舰处。”张辽既然有能力收藏战船而不为孙权察觉，可见他对自己驻地附近环境了如指掌。如此说来，张辽不可能不知道当时驻扎在江北的是孙权。面对仅有千余人守护的孙权，张辽此时怎么可能不派上全部精锐呢?所以，张辽之所以可以杀到江东“儿啼不肯止者，其父母以辽恐之”的地步，是靠出色的侦查和时机把握，而不是靠运气。

　　综上四点，《江表传》的记载十分合理。凌统仅凭三百人就从将近六、七千人的包围中救出孙权，恐怕张辽

　　犬豕何堪共虎斗，鱼虾空自与龙争。

的八百人袭孙权，甘宁的“百骑劫曹营”也不过如此，况且前两者还有偷袭之便，而凌统却是实打实的硬仗，不仅如此，敌人是偷袭而来，凌统必须及时调整士气，整合部队，而不是像张辽他们还可以“椎牛飨将士，明日大战”，早作准备，此危难之时凌统所迸发出的出色的指挥才能令人叹服。而且当时面对的还是张辽、乐进等名将，就连统帅东吴精锐的陈武都战死了，可见当时战斗之惨烈。

　　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，敌人早已毁坏桥梁，凌统为掩护孙权争取时间，毅然率军掉头杀向敌军，可是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，凌统所带的三百人全部阵亡，凌统自己也身受重伤，可是他坚决不退，亲手杀死数十人，直到估计孙权已经脱险了才撤回来。可是这时桥梁毁坏，道路断绝，凌统只得身披铠甲潜水逃走。孙权在船上发现凌统喜不自胜，可是凌统却因为身边的战友全部阵亡而痛哭流涕，孙权拉起袖子为他擦眼泪，对他说道：“公绩，亡者已矣，苟使卿在，何患无人?”。此后“拜偏将军，倍给本兵”。

　　此役虽败，然则凌统护主之忠可昭日月，救主之奇可比张辽、甘宁，舍身之勇可比典韦（注10），壮哉公绩！

　　注6：《三国志•；甘宁传》：唯车下虎士千余人，并吕蒙、蒋钦、淩统及宁，从权逍遥津北。

　　注7：《80御览•；卷五八一•；乐部》引《江表传》曰：魏将张辽奄至，鼓吹惊怖，不能复鸣箫唱。甘宁援刀欲斫之，于是始作之。

　　注8：《三国志•；陈武传》：策破刘勋，多得庐江人，料其精锐，乃以武为督，所向无前。

　　注9：《献帝春秋》：张辽问吴降人：“向有紫髯将军，长上短下，便马善射，是谁?”降人答曰：“是孙会稽。”辽及乐进相遇，言不早知之，急追自得，举军叹恨。

　　注10：《吴书》：统创甚，权遂留统于舟，尽易其衣服。其创赖得卓氏良药，故得不死。

　　【平越奇策】

　　如果说之前表现出的是凌统的勇烈的话，那这次讨伐山越表现出的就是凌统的智慧和政治眼光。

　　东汉末年，聚集在扬州地区的古越人后裔山越再次活跃起来，甚至有逃避赋役的汉人逃入山中，融入其中，并且山越与当地士族相勾结，逐渐成为吴国一大内患。山越一直对吴国的军事、经济等各个方面有着很深的影响，贯穿了整个孙氏政权的始末，孙权即位后第一步就是“镇抚山越，讨不从命”，而凌统参与的第一次战役便是对抗麻、保二屯的山越，但是山越问题始终困扰着东吴政权。

　　这时的凌统已经不是十一年前那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了，《三国志•；凌统传》记载了凌统向孙权提出了他对山越问题的看法：“统以山中人尚多壮悍，可以威恩诱也”。凌统这种把山越收编过来的构想可谓一举两得，一方面可以解决山越问题，二可以强化自身实力，很好的解决吴国由于人口急缺而匮乏的兵源，并且山越“俗好武习战，高尚气力”，具备很强大战斗力，而在他之前提出这种观点的也仅有讨越名将贺齐、出将入相的陆逊等人。

　　孙权自然很支持他的看法，命他向东一路占领讨伐，并给予他特权，命令所说各城，凡是凌统要求的，全部先供给后呈报。有了孙权的支持，凌统更可以放手去干，最后得到精兵一万余人。一万余人是什么概念，要知道东吴坐断东南数十年，亡国时兵力不过二十三万。以此足可见凌统之才干。

　　这是凌统有记载的唯一一次单独领兵独当一面的战役，相对于他过往的表现来说，凌统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勇猛，更增添了独当一面的大将才干和智慧，可惜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战役了，此后不久，凌统便病故了。

　　三、国士之风

　　《三国志•；凌统传》：虽在军旅，亲贤接士，轻财重义，有国士之风。

　　【礼贤下士】

　　凌统虽然勇烈过人，但是为人却亲善和蔼，礼贤下士，善待士卒，这一点从合肥之战后“统痛亲近无反者，悲不自胜”就可以看得出来。

　　这样的记载也颇多：

　　《三国志•；凌统传》：统素爱士，士亦慕焉。

　　《三国志•；凌统传》：过本县，步入寺门，见长吏怀三版，恭敬尽礼，亲旧故人，恩意益隆。

　　三国志中另一处被陈寿称为“国士之风”的便是关羽和张飞了：“羽报效曹公，飞义释严颜，并有国士之风”，可是“羽刚而自矜，飞暴而无恩，以短取败，理数之常也”，相较之下，此二人皆不及凌统。

　　当时就有人向孙权推荐凌统的同郡人盛暹，认为他的气概节操有超过凌统之处，孙权却说：“只要他能像凌统那样就足够了。”

　　而且凌统爱贤而不妒贤，就是这个盛暹，有一次凌统召见他，他夜晚才到，当时凌统已经躺下了，听到盛暹来了，赶紧穿好衣服，拉着他的手进来。

　　能做到凌统这样的，恐怕也只有曹操了（注11），凌统能如此礼贤下士，当无愧“国士之风”这四个字了，料想关羽、魏延、邓艾等人若能如此，亦不至于身首异处。

　　注11：《曹瞒传》：公闻攸来，

　　闻勇将不怯死以苟免，壮士不毁节而求生。

跣出迎之，抚掌笑曰：“子远，卿来，吾事济矣！”

　　【伯乐之识】

　　凌统不仅礼贤下士，还曾经发现并举荐过人才，《吴书》中便有这样一条记载：

　　留赞字正明，会稽长山人。少为郡吏，与黄巾贼帅吴桓战，手斩得桓。赞一足被创，遂屈不伸。然性烈，好读兵书及三史，每览古良将战攻之势，辄对书独叹，因呼诸近亲谓曰：“今天下扰乱，英豪并起，历观前世，富贵非有常人，而我屈躄在闾巷之闲，存亡无以异。今欲割引吾足，幸不死而足申，几复见用，死则已矣。”亲戚皆难之。有闲，赞乃以刀自割其筋，血流滂沱，气绝良久。家人惊怖，亦以既尔，遂引申其足。足申创愈，以得蹉步。淩统闻之，请与相见，甚奇之，乃表荐赞，遂被试用。

　　当然留赞的表现无愧于凌统的举荐。直言敢谏，连孙权都忌惮他。而后屡立战功，曾随诸葛恪于东兴大败魏军，甚至在七十三岁的高龄依然上阵杀敌，可惜病重不能迎敌，他料想此战必败，便让部下先撤，自己却战死沙场。

　　凌统能发现留赞这个人才，固然与他礼贤下士有关，亦可见其识人之明。

　　【凌统性格】

　　说道凌统的性格，首先有其冷静的一面，这里要提一下之前的“陈勤事件”：

　　陈勤当时当众辱骂凌统和他父亲凌操，这事如果放在别人身上恐怕早就刀剑相向了，而凌统仅只是“流涕不答”，可是从凌统第一个站出来指责陈勤来看，凌统绝不是胆小怕事之人，而为何“流涕不答”呢?

　　我们可以从甘宁与吕蒙的一次冲突对比一下：

　　《三国志•；甘宁传》：宁厨下儿曾有过，走投吕蒙。蒙恐宁杀之，故不即还。后宁赍礼礼蒙母，临当与升堂，乃出厨下儿还宁。宁许蒙不杀。斯须还船，缚置桑树，自挽弓射杀之。毕，敕船人更增舸缆，解衣卧船中。蒙大怒，击鼓会兵，欲就船攻宁。

　　相较之下，甘宁、吕蒙明显没有凌统遇事时的冷静，考虑周详。而凌统当时只是“流涕不答”的原因，也应该是因为他这种冷静的性格，换做一般人，即使不会刀剑相向，也会破口大骂，不过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导致同僚失和，贻误战机。

　　当然吕蒙最后成长为一代名将，自然不会始终是一个鲁莽之人，陈寿对他的评价是“初虽轻果妄杀，终于克己，有国士之量”，后来他反而劝谏过孙权不要杀甘宁，据《三国志•；吕蒙传》记载：甘宁粗暴好杀，既常失蒙意，又时违权令，权怒之，蒙辄陈请：“天下未定，斗将如宁难得，宜容忍之。”

　　而正是这个甘宁，却和凌统有很深的渊源，因为甘宁是凌统的杀父仇人（注12）。

　　关于凌统与甘宁的关系，《吴书》里有提到：凌统怨宁杀其父操，宁常备统，不与相见。权亦命统不得仇之。尝于吕蒙舍会，酒酣，统乃以刀舞。宁起曰：“宁能双戟舞。”蒙曰：“宁虽能，未若蒙之巧也。”因操刀持楯，以身分之。后权知统意，因令宁将兵，遂徙屯于半州。

　　另外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凌统怨甘宁杀其父操，常欲杀宁。

　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凌统欲为父报仇也是身为人子之常情，这件事也表现出了凌统血性的一面。他这种性格从之前陈勤“乘酒凶悖，又于道路辱统。统不忍，引刀斫勤，数日乃死”也可以看的出来。合肥之战后凌统“痛亲近无反者，悲不自胜”，足见其真性情。

　　不过如若当初“南郡之战”没有凌统，恐怕甘宁早已死于夷陵了，可见凌统绝不是一个因为个人恩怨而不顾及大局的人，而另一个“陈勤事件”之后，凌统也是主动领罪。就连孙权、吕蒙这些和甘宁没什么大恩怨的人都想杀他，那么凌统因为报父仇而欲杀他也不为过了。

　　注12：《吴书》：权讨祖，祖军败奔走，追兵急，宁以善射，将兵在后，射杀校尉淩操。

　　四、身后之事

　　【卒年之谜】

　　关于凌统的卒年，《三国志•；凌统传》的记载是“会病卒，时年四十九”，可是以此算来，凌统应该是死于公元237年，可是这个很奇怪，依凌统之才此后几十年竟再无记载。

　　关于这点，卢弼的《三国志集解》、钱大昕的《诸史拾遗》都选取了清朝时陈景云的观点：“统父操以建安八年战没，统时年十五。及十一年，即预讨麻屯之捷。至年四十九，则吴赤乌中也。统自摄领父兵，屡立战功，若赤乌中尚在，则从合肥还二十年间，统之宣力行间多矣，何更无功可录乎?据骆统传，凌统死，复领其兵，在随陆逊破蜀以前，计统之年，殆未逾三十，此‘四’字当是‘二’字之误。”

　　《三国志•；骆统传》记载：及凌统死，复领其兵……以随陆逊破蜀军于宜都，迁偏将军。

　　陆逊击破蜀军发生在黄初三年（公元222年），远在公元237年之前，显然凌统卒年记载是错误的。

　　而《建康实录》中也有记载：统为人性好接物，亲贤爱士，轻财重义，有国士风。年二十九卒。

　　这个进一步印证了陈景云先生的观点，凌统卒年应是二十九岁。

　　【君臣之谊】

　　孙权和凌统关系如何?（注13）看看凌统生病后孙权的关心程度就知道了。

　　《三国志•；朱然传》：自创业功臣疾病，权意之所钟，吕蒙、凌统最重，然其次矣。

　　再看看凌统死后孙权的表现：

　　《三国志•；凌统传》：权闻之，拊床起坐，哀不能自止，数日减膳，言及流涕，使张承为作铭诔。

　　《三国志集解》载潘眉曰：汉法有谥，始有诔，故郑君《檀弓注》云：诔，其行以为谥，又云诔，其赴敌之功以为谥。今凌统无谥而作诔，非古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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