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一条马哈鱼
马刚是我的“知青战友”,年长我两岁。我和马刚之间的友谊,是在上“文学创作学习班”后一天天深厚起来的。
老崔叫崔长勇,当年是兵团总司令部宣传部主抓文艺创作的干事,是我们兵团文艺知青的“主帅”。马刚是十五团的宣传队长,善编各种文艺节目,还有表演天分,演过“胡传魁”。在“学习班”,每次开玩笑,我总叫他“胡司令”。我常穿一件绿色、洗得泛白的上衣,又因为得及时向老崔交作品而通宵达旦地熬夜,面呈菜色是难免的,马刚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“绿脸孩儿”。老崔很欣赏那绰号,也常叫我“绿脸孩儿”。
当年,我在“学习班”并不是写作水平高到哪里去的“创作员”,在马刚面前谦虚得很,总认为他写小说比我厉害。马刚总像兄长般勉励我别泄气。老崔对我们要求很严。我至今也不明白,他当年为什么偏爱我和马刚。因为偏爱,要求反而更严。我和马刚每次向他交稿时,内心总惴惴不安。往往是,老崔一夜不睡,审阅我们的稿子,我们也一夜不睡,为小说的命运担忧。第二天吃早饭时,若老崔面有悦色,我们就猜到小说顺利“过关”了。
一次,马刚写了篇小说,题目是《货郎》,自我感觉极其良好。他在我面前大声朗读,神采飞扬。我听了,也觉得他那篇小说写得无可挑剔,接近完美,都有点儿暗暗嫉妒了。可小说被老崔毫不留情地“枪毙”,四行用毛笔蘸红墨水写的批语是:马刚马刚不认真,百里卖货只卖针。哪里来的骚小伙,招惹姑娘一大群?
这对马刚的打击很大。他一整天闷闷不乐,吃不下饭。老崔得知后,只说了句“叫食堂给做碗细面条”,并不收回“判决”。
我安慰马刚。在我和马刚的友谊关系中,我也只安慰过他这么一次。我们相处的日子里,都是他安慰我。我当年家中操心的事儿多,幸有老崔、马刚那样兄长般的人给我以友谊和安慰。
我下乡六年半后上大学去了。六年半中,我和马刚只在“学习班”上相处。分别后,就盼着下一次在“学习班”再聚。正因为有“下一次”,我们之间通信不多;也正因为通信不多,再见面总是很亲热。每次一见面,我们都紧紧拥抱,分别时也是那样,依依不舍,溢于言表。
有一年,“学习班”的学习结束后,老崔将我和马刚留下,在佳木斯兵团总部招待所润色和誊写“学习班”上其他“创作员”的几篇作品。我们完成任务,下午登上开往哈尔滨的列车时,正是除夕夜。在一节车厢内,只有我和马刚两个人,如同我们的专列。没有供暖设备,老旧的车厢封闭也不严,每一扇车窗都结满厚厚的霜。我们冷啊,脚都冻僵了。我为吸一支烟,划了三次火柴。最后一次是马刚用双手帮我罩着火柴,烟才算吸成,可见车厢内“风凉”到什么程度。我俩紧紧偎在一起,马刚脱下大衣盖在我们身上。那样我倒暖和了点儿,他却分明更冷。我不同意他那样,但为使我暖和点儿,他偏要那样。我只有依他。那时,他真像一位兄长,而我是弟弟……
他是顺路到哈尔滨看望他姐姐的。列车到哈尔滨已是后半夜。他在列车上跟我商议,可不可以先到我家,睡到天亮再去他姐姐家。我嘴上毫不犹豫地答应,心里却极不情愿。我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啊!我每次回家都要挤出一块炕面来睡,他去了睡哪儿呢?再说,我家还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。
果然,半夜敲开家门,马刚有些后悔了。我想,直到那一天他才真正明白,我为什么一直那么忧郁。他意识到给我家添麻烦了,但后悔也晚了。我将两个弟弟赶到里屋,和马刚占了他们睡觉的地方,在厨房里一张小小的炕上,和衣而眠。第二天一早,我家的情况更加全面地暴露在马刚面前:屋子四壁空空,连面镜子也没有。有腿的家具都残缺不全,是被哥哥犯病时砸坏的。母亲、弟弟和妹妹都满脸愁云,我只有当着马刚的面叹息不已。马刚落泪了,胡乱喝了碗粥就匆匆告辞。临走时,他操起我家菜刀,砍了半条成马哈鱼留下——他也就为他姐带了那么一条算是年礼的咸马哈鱼。他走后,我又从他枕过的枕头下发现20元钱。他身上当时最多只有二十几元钱。他在列车上曾说,回他的十五团没路费了,得伸手向姐姐要……
马刚永远是我的好兄长。